曾比马云还要红火的浙商风云人物，为何会凄凉收场？
1984年2月26日晚7时25分，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改而临时插播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钱塘江口海盐县一个裁缝世家。
步家裁缝铺在当地原本赫赫有名，但步鑫生9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道中落。步鑫生11岁才上小学，他体弱多病但活跃好动，瞒着母亲去江里游泳，马路上滚铁环踩高跷，喜欢踢足球;文艺方面步鑫生也是小能手，会打腰鼓，美工比赛拿过第一名，能用口琴吹一百多首曲子。
步鑫生辍学后跟着堂哥学裁缝手艺。他聪明好学，技术一流，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喜欢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步鑫生常常加班到深夜。
业余时间，步鑫生最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觉得保尔身上刻苦、倔强、要强的特质跟自己很像。这跟母亲对他的评价颇为一致：命硬，个性强。
1956年国家搞“公私合营”，步家的荣昌裁缝铺就此合作化。22岁的小裁缝成了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两年后他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被调任至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
▲1958年在武原缝纫合作社工作的步鑫生
据早年就与步鑫生相识的林坚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步鑫生就已表现出十足个性：胆子大、悟性高、办法多，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不合理的事，即便是顶头上司，也敢当面顶撞。”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小个子、穿着考究的精瘦男人说话时不停挥动手臂，神采飞扬。
这时的步鑫生，已经因为敢想敢说特立独行，成为厂里的争议人物。红星服装社是家县属集体企业，十几年发展毫无起色。改为海盐衬衫总厂后经营僵化，养了诸多闲人。步鑫生看不过去，当车间主任时，他就提出建议：多劳多得，要在工资上进行奖励。这在当时是异想天开，甚至有点“大逆不道”，自然没有领导采纳。
1979年，业务突出的步鑫生当上了海盐衬衫总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他盘算了多时的改革措施，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厂长的日子更不好过。步鑫生接手的衬衫厂，全厂固定资产只有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发不出老工人的退休金。
生产上不去，步鑫生觉得是“大锅饭”搞的鬼。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卖力气干活?彼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他活学活用，很快上马了一整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一是借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的僵化体制被打破，一些技术熟练的学徒拿到了超产奖，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二是改革劳保福利制度。职工请病假，他亲自核实假条，一天只发四角生活费，根除了“泡病号”的流行病;三是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规定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
尽管是技术出身主管生产，步鑫生在销售上也颇有头脑。衬衫厂以前主要业务是代工，给美国日本生产过衬衫，也做过阿拉伯大袍。但步鑫生认为，贴牌加工利润太薄，“饿么饿不死，发么发不了”。他决定“创牌子”，创了牌子价格就能自己定。
早在1974年，步鑫生就曾带人到上海的衬衫厂参观学习，把服装厂的发展方向瞄准了彼时江浙尚属空白的衬衫业务。掌管衬衫厂后，步鑫生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自己的品牌。
最早打出名号的是“双燕”牌衬衫，1980年，“双燕”成功闯入时尚前沿大上海，并由此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全国各地驻上海的采购员纷纷到海盐看样订货。此后，同样由海盐出品的“三毛”牌儿童衬衣和“唐人”牌男式衬衣也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
外地服装进到上海市场，步鑫生的衬衫厂是第一家。为了抢占服装销售的制高点，步鑫生在大上海打起了招牌。当时淮海路人民广场只有三个大型霓虹灯广告，一个是三洋电器，一个是中国牙膏，还有一个就是“双燕”衬衫。而从上海出发的火车，沿线到处都能看到海盐衬衫厂的广告。为了扩大销路，衬衫厂每年还要举办订货会、展销会。
据步鑫生晚年回忆，他当时搞出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一：譬如搞企业宗旨全国第一，搞治厂精神全国第一，搞厂庆厂服厂歌全国第一……但最重要的，还是率先打破了大锅饭、废除了平均主义。
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叫“改革”。
直到1983年，步鑫生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自己被称为“改革者”。他觉得这个词儿很新鲜，而对于自己的举措，此前他一直用家乡土话描述，叫“破旧立新”。
回望三十年，步鑫生的破旧立新有太多。
他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厂办时装表演队，作为“活广告”在展销会上登台亮相，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专场表演，引起轰动;他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他花几千块在厂门口种植六棵龙柏，为了接待外宾搞了150平米的现代化自动接待室。
厂里每年都要组织看样订货会，步鑫生从上海租下5辆小轿车，往返上海、杭州等地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轿车在县城内招摇过市，十分显眼，而当时海盐县县委政府也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去新疆看样订货，按常规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步鑫生说耽误不起时间，于是改乘飞机，三天完成任务。
衬衫总厂接待客户要上三菜一汤，现在看来不免寒酸，当时却远超接待标准。某次步鑫生沏了杯绿茶接待来视察的领导，对方大拍桌子：买茶的钱从哪儿来的?!
尽管招待费来自厂里卖边角余料得来的费用，但在当时，严格说来依旧不合规定。步鑫生对此的态度是，“红头文件合法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打破它。”在一个四处是条条框框的环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告状信满天飞，说他“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但步鑫生不在乎：这是为了企业发展，企业形象不好哪有客户?没有客户哪有订单?他表示自己很想得开：大不了回家做裁缝。
最大的争议还是他打破大锅饭、砸了人饭碗。步鑫生开除工人、严格审查假条，还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去充实生产一线，被人骂成“举着鞭子的资本家”。
1982年，县里一位副书记写了个条子托人带给他，步鑫生一看：“劳保福利、固定工资都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要改回去”。他当场撕了条子，“什么改回去，工资发不出你来发?”
当年新华社的报道《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或许相对准确地描述了他当时的境况和风貌：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对内——不顾亲友的劝阻。很多时候，专制强硬的步鑫生确实像个独裁者，他的做法被总结为两点：一是“工厂就要厂长说了算”，二是“要让企业家当厂长”。
里里外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步鑫生自己也数不清。但铁腕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据《海盐史志》记载，1983年，海盐衬衫总厂生产衬衫100多万件，工业总产值达到1028.58多万元，利润58.8万元，上缴国家税款49.5万元，分别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4.3倍、4.2倍和2.6倍。
海盐衬衫总厂由此成为海盐县首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也是当时浙江省最大的专业衬衫厂。
企业做大了，步鑫生这个充满争议的厂长也引起了关注。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步鑫生进行了报道，文章占了整整一个二版，基调是对改革者的肯定和赞美。这也是步鑫生第一次听说“改革”两个字。
当年9月，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了解到步鑫生事迹，敏锐察觉到这是个话题人物。他很快深入厂内采访，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当然，褒贬皆有，毁誉各半。童宝根觉得内容有点敏感，不宜发公开稿。
11月5日，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发布。这是新华社内参的次高级别，主要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
内参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关注，他写下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内参被改写成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而通讯的“编者按”，正是胡耀邦的这段批示。一时间，全国各地所有党报头版都被步鑫生占据。
事情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步鑫生以一贯的专制作风撤了工会主席的职，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工人日报》就此发了一篇内参，列举了步鑫生包括包括“收买记者、自我吹捧”在内的14条罪状。
内参再次引起胡耀邦重视，他做出批示，责令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作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对步鑫生作出了肯定，称改革需要具备大胆创新精神的人去推动。这些人有的跑过码头，敢作敢为，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对他们不应苛求。
胡耀邦在调查报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被这样定为“榜样”之后，步鑫生想不红都不行。
步鑫生很快成了风云人物。
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再次播发通稿，大力倡导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当晚，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播出了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向步鑫生学习”的热潮霎时间席卷全国。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据统计，除了国家领导人，步鑫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至当时为止仅次于雷锋。
“造神”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
1984年5月，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提名，步鑫生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文艺团体纷纷邀请步鑫生前去演讲、介绍经验;步鑫生还被评为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步鑫生当时的大红大紫，比如今的马云过之而无不及。
来参观的人每天潮水一样涌向盐城，据步鑫生回忆，当时作巡回报告和接待参观者已经成为他的主要工作，由于分身乏术，有关部门规定，只有厅局级以上的参观者才能见到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被组织起来集体听录音报告。
日后叱咤商界的鲁冠球，彼时差点也只能听听录音。当时他刚刚用自家两万多块钱的苗木做抵押承包了工厂，怀揣着《人民日报》从萧山来到海盐“取经”，未料因为级别不够被保安拦在门外。最后是靠《浙江日报》记者周荣新引荐，才获得了15分钟的宝贵交流时间。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曾经回忆说，自己刚创业的人，还轮不到。”
尽管未能谋面，步鑫生的改革故事和他创作的一系列“改革格言”，还是给当时无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生产方针，“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的管理思想，“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的经营思路，这些顺口溜朴素通俗又极具操作性，被许多企业挂起来当作标语口号。
约见步鑫生的甚至还有港商。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的主席何兆丰与步鑫生在上海会面，邀他去香港创业，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厂房和设备。步鑫生说，单是为了个人利益我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
彼时，步鑫生已经与改革画上了等号。
他多次对参观者表示：我是改革厂长，中央给予肯定的。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与其说他狂妄，不如说他被舆论狂潮裹挟至此、无从选择，正如他向何兆丰表示“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
当年的“步鑫生热”，无疑是对特定时代特殊背景的一种契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重点需要向城市转移。但在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的过程中，混乱随之而至，经济迅速过热，中央于是又开始了对经济领域犯罪的严厉打击，改革一度陷入僵局。
横冲直撞的步鑫生，意外而又必然地成了破局者，多年后，步鑫生说，是时代选择了自己。
1984年，步鑫生登上神坛。而这一年，也是他从巅峰滑落的开始。
这一年，西装市场红火起来，全国许多企业都开始了西装生产。县里一位主管局长要求海盐衬衫厂也要上马一条三万套规模的西装生产线。
步鑫生推辞再三，但最后考虑到局长会“抹不开面子”，于是点头答应。结果对方要求规模从三万套改为六万套。待到“六万套”的报告送到省里，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
步鑫生问：什么是最大的?领导答：30万套。
没有任何市场调研或评估，生产线的规模从三万套层层升级为30万套，18万美元的预算也随之变成了80万美元。
不久后，一幢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破土动工。尽管有国家外汇支援，但对于当时固定资产只有50万的海盐衬衫总厂来说，依旧是个无底洞。步鑫生后来回忆说，大楼开建后，厂子已经是负资产;建好后，负债高达80万美元。
被光环笼罩的步鑫生最初并未察觉到危机。
1985年3月，他还以成功改革家的姿态，购入了上海绿杨领带厂的13万条领带，帮助对方“解决困难”。而此时，他的工厂里也积压着10万多条领带。一年后，因无力付款，海盐衬衫总厂被告上法庭，最后以厂里运货卡车被法院拉走抵债了事。
更大的危机是，由于国内消费市场出现周期性的萧条，西装市场急剧萎缩。步鑫生的生产线还没建成，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他陷入慌乱，甚至宣称，凡武原镇居民，只要出资1000块，就可以进衬衫总厂当工人。而那些西装不得已只能低价销售，一时间，镇上卖菜的小贩也都穿上了西服。
1986年，省二轻厅负责人称“西装热”已过去，要求生产线下马。步鑫生则要再坚持两年，等到“西装热”卷土重来就能重新抢占市场。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当年9月，步鑫生被送往浙江大学“深造学习”，由县二轻工业公司掌门人代理厂长。
这年冬天，步鑫生在浙大写了一首回顾经验教训的打油诗，其中几句是：东风吹来纸老虎，小人趁机放冷箭;从中发难起浪头，伪君乱中捞稻草。
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线厂房、设备已被卖掉，厂内部分技术人员被放走，企业债务累累。之后，他立下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为了“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步鑫生还戒了烟，表示：厂里情况不好转，我就不再吸烟。
次年1月13日，步鑫生与厦门一家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预计税利收入160万元，可抵掉全厂亏损的一半。他松了口气，吸上了军令状后的第一支烟。
未曾想，两天后的清晨，步鑫生从中央电台广播中听到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
他再次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只不过，这一次的标题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
被免职后，步鑫生含泪离开海盐，北上创业。这个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连差旅费都十分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
随后他辗转北京、盘锦、秦皇岛多地管理企业，试图东山再起。他专门选择那些快倒闭的厂子，说，我就是要争气。
在北京，步鑫生把一个童装厂改成了衬衫厂，创出了“金宝路”品牌;在辽宁盘锦，他生产出的“阿波罗”衬衣广受追捧;1993年7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秦皇岛步鑫生制衣公司出现在渤海之滨。
筹建制衣公司的过程极为艰苦，资金紧张，人才匮乏，步鑫生为此四处奔波，饱受炎凉，他还曾三下江南，组织专家对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和品牌定位。有报道称，建厂初期，步鑫生每天提前20分钟站在工厂门前，微笑迎接上班员工，跟当年在海盐衬衫总厂一样。
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肿瘤切除了肾脏、脾脏。他决定退休，而后定居上海，不肯归乡。故乡海盐，有着说不尽的辛酸往事，他不敢去碰。
当年采访报道他的记者周荣新说，步鑫生心里有很深的结，“当年的扩张是政府催促搞的，出问题了，却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给他留一点的后路和尊严。”
晚年接受采访时，步鑫生经常被问到当年“西装上马”一事，他很坚决地表示，西装生产线的错误上马是人为造成的，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没有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失败，那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失败。
他的语气颇有哀怨：我不愿意搞西装，一会儿叫我小搞搞，一会儿叫我搞全国最大的，最后搞到“资不抵债”。企业改革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大环境，正是政企不分导致了西装项目的失败。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谈起步鑫生时说，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无论成败，这个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冲锋陷阵的先锋人物，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没有步鑫生这一代人的勇气、敢闯，就没有下面的企业家，更不会诞生那么多首富。”“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曾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的。”青春宝创始人冯根生认为，步鑫生最大的贡献，是“告诉大家这里有地雷，那里有漩涡，绕过去。”
后来交情颇深的鲁冠球，则一直记得步鑫生讲给自己的那句话：“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
2013年底，步鑫生癌症复发。大手术前，他将朋友亲人叫至身边，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带着典型的步鑫生风格：手术出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家人和朋友不得对医生有半点不敬!另一封信则是写给海盐县：将自己的字画、书信等物品，全部捐献给海盐县政府。
漂泊二十余年，家乡海盐是他的痛，也是他放不下的念想。
熬过了大手术的步鑫生，于2014年6月回到海盐定居，并遵照诺言，将收藏的所有珍贵字画、印石、证书、信件和生活用品等捐给当地政府。其中一幅字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卖到了30万美金，而步鑫生的晚年生活，并不富裕。
▲林坚强/摄
据采访过步鑫生的记者回忆，手术后的步鑫生说话时依旧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声音十分洪亮。而在好友林坚强的印象中，即便到了状况很差的时刻，有老友探望，步鑫生也坚持出院回家接待，并且换上白衬衣、西装，还要系上领带，维持着一贯的整洁、体面。
2015年6月6日7点30分，81岁的步鑫生在家乡嘉兴海盐病逝。这个用一把剪刀剪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先锋人物，自此长眠于见证了他传奇起落的故乡。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自己挑选好湖蓝色衬衣、蓝色领带和西装，怕儿孙打不好领带，步鑫生还亲手提前打好，他要最体面地离开这个让他无限激情又无限忧伤、给他至高荣光又给他极大羞辱的世界。
